老者，其脸型瘦削、面容冷肃，尤其目光如剑，但凡被他看上一眼，都会觉得浑身一寒。饶是秦刚有着过人的胆识，在其注视之下，也有一种被其气场所完全压制的感觉。
既被注视，又是自己船只闯了祸，秦刚也只能恭敬地上前一步并施礼道歉：“在下船工操作不熟，误撞贵船，打扰了老丈，实在是过意不去，还望海涵。”
对面的老者看向他的眼光依旧冷峻，甚至还闪过了一丝轻蔑不屑的神色，竟未作回应，一拂袖就回了船舱。
秦刚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高傲之人，不过想想也是自己有错在先，也就不以为然了。
这边船工刚把船只靠岸泊好，船头却来了一位家丁模样的人，声称：“我家主人说了，阁下既然有话想要指教，不妨移步过来，我家主人煮茶以待。”
言语虽算恭敬，但其说话之声，平静中带有一丝桀骜，不像是寻常人家的丁役。
秦刚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立刻明白了，对方误以为他刚才的撞船举动是有意搭讪而为。既然误会造成，不妨还是去一趟解释清楚为好。便平静地回礼道：“烦请岸上稍候。”
秦刚便叮嘱黄小个与船工带了行李，先去岸上寻好客栈，再来这里等自己。
然后便下了自己的船，随着这名家丁沿船板又上了那艘大船。
此船要比他乘的那艘船要大上一倍有余，船舱中能隔出数间，进去的第一间便如寻常人家的待客之厅堂一样，虽空间稍小一些，但是因为只在中间放了一张茶桌、数只座位，便也觉得有些宽敞。
之前见过的那位老者，坐于正座之上，秦刚进来时，他眼皮都未抬起，正在摆弄茶具的右手，用竹夹翻起其右边座位上的一只茶杯，也就是示意秦刚可以坐这里。
虽然如此，秦刚也不以为然，谢过之后，便坐了下来。
“久闻江淮文风鼎盛、地杰人灵。今日见阁下少年英才，大为感叹啊！”老者开口的几句恭赞之语，说得却是平铺直叙，听起来便是讥讽之意更多，“当年项橐七岁能为圣人之师，甘罗十二岁能使国拜相，不知阁下此次前来，关于当今之朝政时局，可有什么可以教我？”
秦刚一听了，不但完全肯定这老者的确是误解了他，而且就其气度、口吻以及刚才这几句话，还可以断定其身份自然极为尊贵。
身份尊贵、态度高傲！
就在这个瞬间，一个名字立即飞入他的脑海，转念再一核对，年龄、脾性、时机都吻合无疑，只是地方……对了……如果此人也是在前往京城的半路上的话，那就全对上了。
秦刚的心思在飞速转动，口头却未耽搁，拱手道：“学生不过只是一赴京应试的士子而已，哪敢有与项橐、甘罗争名的资格。只是老丈之话却是有些偏颇：莫非只有盛名之士，方可评议朝政否？汉书有云：‘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这天下之心，岂又能限得了芸芸众生、又或是如我等凡夫俗子呢？”
秦刚猜得没错，面前这位老者，正是从杭州被当今皇上召回京城、欲拜为宰相的章惇。
在他启程回京之时，消息早就已经传开。
于是，有人想趁势投靠、有人要借机献策、更有清流之士欲以君子大义的立场要对其劝谏……于是，自杭州一路走来，沿途所遇的各色人等络绎不绝。
其中，以江南名士陈瓘在湖州对他的劝谏最为有名【详见本章末注】。
迫于清流评议，即使是如章惇这样的刚烈个性，也不得不对这些人客气有加。只是见得多了后也易生出厌烦情绪。于是，从扬州开始，他便换了民船、隐了行迹，算是清静了几日。却不想在这宿州码头，被秦刚的船只所碰。
以他先入为主的观念在心，便认定了秦刚是这淮南西路哪个地方冒出来的清流愣头青，于是言语间也没有什么客气的口吻。
只是现在，秦刚的回话却有了些讲究，前半句是寻常的客套话，后半句却充满了明显的反击。
当然，以章惇纵横官场数十年，当年又曾只身舌战高太后以及司马光等一众保守派大臣，又岂会被这短短两句话给噎住，他仍是不露声色地说了四个字：“愿闻其详！”
秦刚原本计划上船来简单解释几句就走，但此前还未开口就已经被对方出言讥讽，再加上已经看出了章惇的身份，于是有些话就不吐不快了。
“学生读史有闻，前相文彦博曾劝神宗皇帝说变法有违祖宗法制，更失人心。神宗皇帝却说变法虽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未必觉得不好。而文彦博却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秦刚这段话里两次对文彦博直呼其名，而不是改称其表字宽夫，又或者是以其致仕时太师、护国等职尊称，其实也非秦刚有意失礼，主要还是突然之间记不起这些东西而已。只是听在对旧党人士无比痛恨的章惇耳中，此时竟是无比地受用。
而且对于这段对话，章惇自然是清楚无比的，于是便以鼻孔哼了一声以示对其鄙视。
秦刚继续说道：“与士大夫治天下者，出自太祖太宗皇帝之祖训，不应疑之。但士大夫者，就一定要与百姓对立么？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天下之忧与天下之乐，以学生之陋见，当是百姓之忧、百姓之乐，百姓忧则士大夫忧，百姓乐则士大夫乐。所以，百姓虽不能治天下，但却足以评定士大夫治天下的得失。”
秦刚的这一席话，听在章惇的耳中，当是闻所未闻，但细思之下，却又不无道理。
当年王安石变法，依旧秉持着“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的朝野共识，但是在变法实际措施危及到士大夫们的利益得失时，便遭到了保守党们的强力反击。
文彦博的那句话，一下子就将新党置于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对立面，从而令新法即使是给皇帝、给朝廷、尤其是给天下百姓带来种种的好处、便利之余，依旧无法取得绝大多数官员的真正认可。
而秦刚的这番话，却给了章惇以一个全新的认知：谁说百姓的好处就不是士大夫的好处？又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士大夫们共治天下，其方向与标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