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你所见，我正处在一个两室没厅的小房子里。
光线昏暗除了因为那低功率的灯泡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住在地下室，根本没有什么光照条件。
整个房间的结构可以说一眼就能瞧大概。
进门后几步水泥台阶，旁边的墙壁被我凿了几个洞，用来放一些瓶装的花。
下来后可以发现，所谓两室只不过是我象征性地堆了些箱子，从而隔开的两个空间而已。
这栋楼是旧街区里的，翻新做了些改造，但保留了地下室，我当保安时发现的，后来干黄了就果断霸占了这里。
当然不会有人和我争一个发着霉丑的地下室。
这里的东西就更简单了。
我的床，一张小圆桌，几口锈的锅碗瓢盆，几个箱子（放了些土豆，还有些其他的东西。）以及我和我的花。
如果我还算个东西。
我曾任一所学校的老师，负责教道德与法治的，但我小的时候都管叫哲学，所以我算半个挂牌哲学家。
并且，我的功底，能力并不逊色于任何一位标准的政治老师。
但说来讽刺，我教出去的学生，隔一届左右就有触犯法律的人出现。
嫖，赌，偷，吸，坑，蒙，拐，骗。
为什么说隔一届呢，因为可能才出去要有个做犯罪心理铺垫的预热期？
总之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不可避免的，我成了最不招家长待见的老师，同学们似乎不在乎，但背地里却把教材的封面涂改成了“缺德与犯法”。
我是自己辞职的，我知道总会有这一天，只不过我不想被别人撵出去，父亲曾教我“人嘛，脸上都有三寸人皮，背里都有几节骨头。”
这可能说的是尊严，骨气。
既然提到了，那就说说我的家庭。
我们家小时候是拿政府的钱的。
通俗点说，就是最低生活保障。
母亲在生下妹妹后就死了，毕竟在乡村，医疗条件并不好，后来对她的记忆都封存在小小的，四四方方的，黑白色的框架里。
——父亲。
听村里人说，父亲身强力壮，是工地上有名的好手，也没有什么恶习，但在那时候，有人看到，他醉倒在炕上，通红的眼睛无神地凝视着我母亲的遗像。
这一看就是好多载年月，没人或安静的时候，他就坐在炕上，一遍一遍地抚摸着相片中人的脸庞，时不时地低喃着什么。
他对她的爱，寄托在我们身上，因为她也是这么做的，他相信，他能从我们身上找到属于她的温暖。
父亲带我上山劈柴，烧火做饭，洗衣拖地，记得做完农活后，他常带我们坐在那小土堆上，刚好就能看见一片田野，鸟啼虫鸣，花香草意。
父亲一刻不停，因为他怕停下来，痛苦就会追上他，抓住他，撕裂他。
我记事的早，也就记忆深刻，但我当时不懂父亲的悲伤，因为，她是我不曾熟悉的母亲，而她，却是他爱之入骨的妻子。
父亲在外打工，所以我的妹妹通常是由我照顾的。
有人说我们兄妹俩很像，主要就是都沉默寡言，不近人情，但我的妹妹更甚，她的生命中……在她幼年的生命中，只有我和父亲。
——妹妹。
少年时代，我和父亲一致选择了让妹妹读书，当然，我会翻墙偷听。
妹妹对学习不大感兴趣，作业都是我做的，以至于有一次她自己写作业的时候，老师把她叫到了桌前，指着以前的篇章质问她，“你是不是让别个帮你写喽？啊？”
后来可想而知，我慢慢的就没有再“代笔”了。
她倒是对花感兴趣，后来她也确实做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花店主人。
我曾问过她，为什么这么喜欢花？那只不过是外饰金玉以吸引昆虫传粉的自作聪明的植株。
就连那粉墨的外在也如此脆弱与短命。
她笑，笑的很轻。“花是圣洁的，一切美好之物必不永恒，相反，我们知道花谢自有重开日，这种美好周而复始，而我们在等花开的时间里享受它们的情绪，这种过程很好，不是吗？”
我一惯感到意外的是，每当谈到“花”的话题时，我们总能多说几句。
我说，“制成标本不好吗，那么你所说的所谓“美好”的那面，将会时时刻刻存在，那将是艺术品。”
她叹口气，说，“没有生命的花，不管多艳丽，也只是空洞的躯壳。”
“就好比折下的花，你也许留住了它的花瓣，却留不住它的花香。”
我不语，侧眼瞄了瞄她手上捧着的花，像是菊花，颜色是白色的。
我闷了声“嗯”。收回了想要伸出去的手。
有时候，我承认她比我更像是一个哲学家。
——我。
小区保安，货车司机，外卖小哥，帮厨等等都是我，我像个千变万化的脸谱表演者，每天都有每天的角色。
最近我是小说家，我的笔下创作了一个自作聪明的精神障碍者，也就是精神病，是「疯人」。
——
我的知识结构里还没有对疯人的具体认知，出于人之常情，我打开了手机百度。
手机百度是个好东西。
尤其是它的搜索引擎，其站点的服务器收集并且加工处理网站页面信息，建立信息数据库和索引数据库。
通过它们，对用户提出的各种检索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