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屋里已有四幅我自己的——色彩。
《老桥》的封面是唯一没有经过干涉或者指示设计思想的一幅，天意使我遇上了任建辉，他当时还是初出茅庐的美院毕业生。不可思议的是他为“希望文学丛书”画的每一幅封面，居然使每个作家都认为，自己那一幅最好。其实，自己那一幅是轮上的，事情巧了。我那幅使用了我喜爱的天蓝色和当时我感到正中下怀的、直露而抽象的“独木桥上独行人”的构图。今天回忆起来很危险，因为我的宽容在那一次是例外的；即使那一次，我也并非没有出现过不安、不满足、遗憾和不满意。主是仁慈的，在我还那么幼稚的时候暗中帮了我一下，于是我适如自己创作一样获得小任的灵犀通畅，获得了描写了那个渴望独身闯荡世界而逞强向孤独挑战的一幅画面。
第二本书是我用心良苦编集的。对于自己心底躁动的那份不满不安，我依然毫无察觉。只是因为李树江的一帧摄影作品激动了我，一张奔驰在泥泞大道上的小马作品，我马上觉得他这幅照片最适当的题目就是我的“北方的河”四个字。后来又满怀忐忑、亢奋而伤感地请恩师翁先生为我题了书名——后来果然如我预料：先生在他题署的这本小说集出版之前逝世了。
为了此书能够“美丽地”问世，我竭尽了全力。美编为这幅封面配了两种颜色，一张是灰蓝色的，一张是火焰红的。最后决心用红色；我觉得这样一来，大道不仅幻为河流，而且呈出了深沉的鲜血的本色，而且关键是要保证这红色调得准确；它不能红成俗艳，更不能红得疲沓，一定要有钢水奔腾的浓度，有鲜血而且是成人鲜血的撼人迫力。美编还是小任，他说他要去盯住印刷厂，调好油墨，保证不走调。我为这本精心配了这样封面的集子写了一篇后记，它真情得使我久久不忍拿出去发表。最后选中海内残存的好刊物《读书》。变成铅字的后记捧在手中，我似恋人似痴父，怅然地等待着书的诞生。
久久之后，拖延够了的书终于出版了。没有一册装订得平整，书脊一律皱巴着。没有精装，没有作者小传和照片，扉页上我的恶名和出版社名印在一行，古怪地连缀在书名下面。至于那钢水红、血液红，那我盼望它如同大道如同河流的神异的红色调，则是深的深浅的浅灰的灰，毫无丝毫盼望的迫力。当然，我不可能再可笑的指望啪的把它摔在案上，突然燃烧突然亮起的深沉热烈红色马上给人以逼迫的煽动了。
我并没有显露声色。为我这本集子尽力费心的人已经太多了。谁也无法控制工人阶级的劳动质量。我像生了一个丑儿子的父亲，首先还是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真的，在如此一个当今世界里，能奢侈地出版自己，难道还不该感激涕零么。无论如何，《北方的河》是我最好的小说集，它删剔了我短篇小说的一半，集入的每一篇都不会被淘汰，我自信。对于我本人更重要的是，像这本书的编排一样，我想我自己在它的目次中还走过了一个孩子到成人的过程。颜色没有印刷出来，而我人生和做人的本色也远没有表现出来。等到它真的得到表现的那天，也许它并不喜欢钢水热血般的红色。
值得一说的是，经过了第二本集子的编制出版，我已经有了一种原则，或者说是一种恶习：即坚决介入控制自己著作的装帧。如同我的作品内核从来没有与别人相似一样，我的作品也要有它自己的化妆和形象。我心中朦胧的不安已经清晰地成熟为一种美意识，表现它已经是和写作同等的大事了。
宁夏决议出版我的一个集子，做为当代回族作家丛书之一，事情决定后我马上“现实地”考虑了封面问题。
宁夏出版社连年苦心经营，出版了很多优秀的书。但是依然店小利微，我判定它无力使用高克数的铜版纸、精装和压膜，书也只能是小三十二开本。如果一本薄薄皱纸上再印上蹩脚画匠的涂抹，我这本书就一文不值了。
我和编辑细致地商量了封面的处理。
首先以宗教色彩强调其民族属性：在封面上用阿拉伯文，并印题名：《黄泥小屋》；再于下方印上清真寺装饰图案。这样，寺的图案会多少与书名有一种呼应，而且文学书籍使用伊斯兰经文题名，也会带来某种振奋。鉴于以前苛于细微色调的失败，我选定简单而不可能印坏一种深绿；绿依然是伊斯兰色彩。
这样决定以后，我觉得万无一失。为了避免擅长卖字的书道人挥笔写成一种怪体，我又要求汉字书名用印刷楷体。在出版史上，我相信这种宗教化的装帧是一件新鲜事；对我自己，如此一幅封面也能传达我的感情——我想借此向世间传达我的一个信息：我是从现代人的立场出发，从二十世纪末尾出发，来看待中国特殊的、充满圣洁理想和人道尊严的伊斯兰回族的。
成功了。深绿素洁的一方矩形上，优雅的经文比黑色的汉字更洁净醒目。承出版社朋友的美意，清真寺印成一角烫金的形式画。毫无瑕疵。而且，由于我的设计，这套回族作家丛书已经改变原样，全部依这个模式印刷——广大回族人民多少会高兴。
其实与此同时，为争取一次真正艺术的形式美的奋斗，已经激烈地展开。
我希望作家出版社，尤其是老板从维熙同志，能够因下述的因果而谅解我曾有过的一切失礼、毛病和貌似狂妄的东西。
当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金牧场》直面出版时，我先细致地向当编辑当得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