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忿忿不满的神情至今象是还在剥着我的皮肉。后来，有时我听见文学界一些朋友嘴里挂着“感觉”、“特棒”、“文化学”等等词汇时，我喜欢抬杠：“哪儿棒啦？什么文化？我怎么不懂呀！”
这种抬杠源于那一小时。我已经感到这种抬杠（当然更多是默不做声的）使我收益匪浅。
在学问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记得１９７９年年初，我终于没有瞒住、而让翁先生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后，我使劲解释说，写着玩儿的，休息时写的，我不会耽误功课；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说道：
“你会成为一个作家。”
它的口气中没有一丝不同意。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一丝干涉学生，干涉别人选择的坏习惯。他只是平静地发表了一下他对我观察的见解而已。
一九八五年年底，我鼓足勇气请求翁先生为我的小说集《北方的河》题写书名。我没有表白我鼓足勇气的原因；没有说一句我对这本集子的自负、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间留下一点纪念的心情。
翁先生已经握不牢手里的笔。在他那间永远昏暗的阴冷的屋里，我看见这白发苍苍、生命已届迟暮的老人颤抖着，用硬重的笔触为我写下了“北方的河”这四个年轻的字。
他看不到这本书了。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再著述，这于我是一个深奥的谜。我因为不能悟透这个谜，所以总觉得作品重于一切。但有时我又觉得这里的矛盾并不存在，我觉得我们师生其实是在完成同一个过程。更古怪的是，我虽然年龄尚小却禁不住地总在想暮年；也许是先生的暮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生命易老，人终有暮年，更重要的是应该是暮年的无愧。学术会被后代刷新，著作会被历史淹没，不是所有学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纸黑字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的。这是一种现世思想呢？还是一种来世思想？——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能有一个像翁先生那样的暮年，是件很难的事，也是件辉煌的事。
在听到翁独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觉得我该做点功课纪念自己的导师。我打算写一篇严谨扎实的蒙古史札记；但写成的却又是一篇小说。我写了我国蒙古族牧人活动的最西极边境——伊犁的一个名叫波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后填上了一个题目：《辉煌的波马》。
我相信，先生是会原谅我的。
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