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为后辈，却真切地感到某种把握在沉静中逼近时，那感受是新鲜的。也许
确实应当放纵这种瞬间的感受。他身边纠缠着那么多无聊至极的异类，如成群苍蝇
在纠缠一具死骸。 1991年的我突然觉得应当站出来了，应当有人将心比心，以血
试血。
这原因是由于参照的必要，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望告终。我
习惯了以血统区别和判断，因为我曾这样认识了自己。托命一支之笔以来，我曾非
常注意向文人寻找，但结论是否定的。否定之中，又见识过《活动变人形》（王蒙）、
《慈航》（诗，昌耀）、《边城》（沈从文）；艾依特玛托夫（苏联）、斯坦贝克
（美国）和冈林信康（日本）的各式艺术，以及有一篇仅一页的兼论毛泽东和鲁迅
的李志华（李新华？）的小文——因此，我同样不能否认他人的潜力。 ’
这样，对自己的“类”的孤立的自信和无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
我坚信，我读着《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狂人日记》
这几篇时，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我不愿重读。中学生教室里念一遍而如今却日觉
鲜烈的印象；也许错，也许对，也许是关于先生上述作品的印象，也许不过是自我
感觉——都无关紧要。 如果我有能力出版先生一本选集， 我只选上述几篇。其中
《野草》和《故事新编》只选半部左右——我此刻寄人篱下，身无分文，资料全远
在彼岸中国，但是我有如上把握。
就像王蒙依据他作家的内心体验戏作《红楼梦》研究一样，我也只凭自己的内
心体验写这篇关于先生的随笔。
曹雪芹固然伟大，但是太中国人味了。或许曹雪芹是满洲人，但满人比汉人更
北京化、更市井化、更充溢着孔孟之道的霉味。中国从来只能由曹雪芹型的人物代
表；但中国需要的却是另一种人。腐朽的古文明不该再增添什么“遥远的东方有一
条龙”之类陈言滥调。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
需要侠气、热血、极致。
先生弱也，丈夫气短。但是现代中国仅先生一人属于这个类型，因此，我遵循
中国人称“主席”则不言而喻即专指毛泽东主席、称“总理”则不言而喻意在周恩
来之用语习惯，以上以下，文中以“先生”二字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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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一个非常善意的外国人问我：“鲁迅真可以被称做文学家吗？”——他的
意思我懂，他是指先生文章犀利有余；政治论战、投枪口首有余，而纯粹艺术意味
的文学性不足。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觉得，先生确实一直没有能够写成一部代表作。他缺一
部或几部长篇小说——就纯粹艺术意味而言，我似乎早在他那些阴暗文字中品味过
某种有苦难言的滋味。是责任感和区别意图——真的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逼他
的文章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同时，区别——他不愿与活得轻松甚至妙趣横生的
同时文豪们（比如郭沫若、林语堂）共伍，就如；当代中国在牧区和田野忍受辛苦
沉入底层的民族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愿与那种媚世无节的“民俗学者”共伍一样
——他没有宁静下来或疯狂起来，著作一部大书的余裕和心境。
而我盯住了他的能力。不错，就是能力二字。从《狂人日记》中可以判断他的
现代主义能力，从《故事新编》中可以判断他的变形力。《伤逝》显示了他的“基
本小说”的创作能力，没有对此种能力的确认一个作家会丧失自信。（若容忍举一
劣例，我想说，我本人若没有写过《西省暗杀考》和《北望长城外》两个篇什，我
将长久自卑而不能自拔，尽管我有过不少铅字）。更重要的是《故乡》，闰土这个
形象关键无比——前面失礼罗列的名人们是不会牢牢记住闰土的。让闰土成为自己
心底充盈的深情，这种能力对一个大作家来说价值连城（我在同样意义上尊重王蒙
的《在伊犁》）。此外还有学者式的能力；做学者态的文人古而有之，身具真知灼
见者不见几人。沈从文后日潜心服饰史，但并不见他有控制古代之力。钱钟书一部
《管锥篇》，未必经得住后人推敲。——具备全部能力者，言则过严——但确实仅
有先生一人。以我人微，作此大说必招大嫌。但是我在破题时决心已定。
由于种种原因，无力无暇写自己的人生之作，却眼见对手（文学战场上，总有
高低较量）新书大著层出不穷——先生的苦涩，包括无法表白自己能力的苦涩，是
他文章阴郁沉重的原因之一。
——这里引出一个深具意味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学呢？艺术性是否绝对是第
一前提呢？
我也长久地为这个问题痛苦着。
暂时，我觉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吃亏了。比如他花费精力援助过不少年轻人，
让他们成为作家。但是年轻人未必有青春，年轻人易于背叛。萧红萧军都未必是先
生同类。先生放弃了一部分纯粹艺术性，也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