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作专家态的外国评论者）东一竿子西一棒子地介绍，文学创作的真实又几
乎只能被座灭。中国这个巨大古老的存在，在20世纪末正面临着再生与衰灭的大关
口；无论大势如何，在这样的时代里，文学的醒目是必然的。日本有的学人认为：
中国无文学。这种观点唯一还能被容忍的一点地方，是这种观点排斥着一种政治性
过强的文学（尽管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几乎都把中国小说当政治入门书读）
——然而，文学是极其自由的形式；中国文学该怎样写，只可能由中国作家们自己
决定。无论形式变成怎样一副形象，形式本身就蕴含着规律。
这样看来，由我介绍，也许比由某些“专家”介绍更好些。
1979年前后出现的一批文学作品，今天回味起来都很幼稚，甚至都（不是全部，
当时也有相当老辣的作品）有一点中学作文味。比如王蒙的《最宝贵的》，直露、
过短、真诚；几乎等于一句话：“人不能告密”。再如卢新华的《伤痕》，肤浅、
媚俗，从小市民的流行观点解释中国官僚体制及其命运的大命题。同期的民间刊物
除了政治上与形式上的勇气多一些之外，大多也是一些相当概念化的作品，如《在
社会的档案里》。
但是，70年代末叶这一期小花朵，都共同具备着一种动人的东西，真挚、不安，
等待着时代给自己以爱。而且，其中一部分作者迅速地向文学意味倾斜。向着艺术
的道路在那几年里很简单地被打通了。
那时的“时代”至今令人怀念。那是一个全民读小说的特殊时代。中国人的文
学热情畸型而感人。每一位在当时发表了好作品（或者是较好的中学生作文）的作
者，至今都可以以名家自居，让后日发表了优秀得多的作品但总吸引不了公众视线
的新秀们嫉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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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西方文学的注重也迅速展开了。在无人知晓之间，中国作家中出现了
两种潮流：一是在各种领域里掀起波澜，“干预生活”，触及政治的政治社会类作
家。他们的特征是在体制之中小规模地揭露黑暗面，丧失的是深度和艺术性。二是
感受着西方艺术的滋味，开创形式，注重语言，企图寻找真正的艺术真谛的现代派
作家。这一批人蔑视或摒弃体制本身，但是有相当一些参加者仅仅是现代派而并非
掌握着现代主义。
两道大潮，一直影响到今天。可以预言，20世纪最后这几年里，中国文学仍然
处于上述两种倾向的分裂和继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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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并没有给中国文学带来黄金时代。有些论者说，80年代出现了超过三四
十年代的文学繁荣，这是阿谀之辞。
但是80年代的中国文学令人眼花缭乱。
在小说领域，最初是“意识流”以及形式本身对于故事小说的冲击。新诗则被
称为“朦胧诗”；——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初，民间刊物与一般公办刊物之间
区别在减少，原民间刊物的作者们也成了公办刊物的索稿对象。
这个时期的例子举不胜举。前述“政治社会派”作家们一再制造话题，他们始
终聚集着社会上的议论。年轻的仿效者层出不穷，但是都很难在这个时期里取得文
学界的统治地位。
似乎有一种默契：在中国的出版界和优秀作家之间，不成文地存在着一种心情：
摸索可行而且能存留后世的道路。因此，文学界更受青睐的，也许是创造了新体裁
的作家；而并不是趣味在新禁区的作家。这种现象，不仅仅与中国文化界的理解存
在距离，更与外国的所谓中国文学研究大相径庭。
前一类作家，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篇篇都表现出一种激进。土
气些的李存葆，从《高山下的花环》到《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立正敬礼
的姿势下为民请命。后来，这一传统又被一支庞大的报告文学大军继承；村村点火，
处处冒烟——仿佛一个从未被人描写过的中国在他们笔下清晰了，仿佛一条从来不
敢相信的希望也从他们笔下诞生了。
后一类作家掀起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热”。不是由学术界，不是由理论
界，更不是由文学评论界，重要的是由作家们首先提出了“文化”这一概念或命题，
并使之一下子耸动了视听。后日出现的风俗画、民俗电影，包括俗不可耐的流行歌
曲“西北风” ， 都起源于80年代中国小说作家在探索中涉及的文化讨论。外国的
“研究者”们根本没有同级的修养，所以他们只能哄而论之，用“寻根”这种浅显
词汇来瞎子摸象。
与此前后，出现了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归去、来》、莫言的《红高梁》、
昌耀的长诗《慈航》、王安忆的涉及性主题的新作和扎西达娃的“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