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刚在这次觐见中，也想尝试着与赵煦进行一些新法执行上的深度交流。
在接近赵煦时，他便闻到了非常显著的中药味。
这位新天子，幼时便身体虚弱，从小到大，都离不开各种草药的调理，所以他便顺势由草药聊起了话题。
“陛下平时一直在吃太医局开出的各种草药方子，一定知道这些药方中，开始便有不同药物的相互配比，中间会有细致讲究的煎熬方法，同时还会有吃药前后的饮食禁忌。可知医生费心做出这些的安排所为者何？”
“朕闻太医们所言，均是为了能够让不同的药方发挥出最好的疗效来。”
“陛下所言甚是。臣虽非医者，但也闻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药方》中自序曰：‘是药三分毒’。药者之所以有药性，实是就是利用其毒性专攻其症。对症而施即表现为治愈病症的药性，反之则为伤害身的毒性。所以，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会有，善治百症的神医却常可遇。世间百草为药，而能明察不同草药之药理毒性，以其配比、煎熬及忌口规范，抬其药性攻其症，抑其毒性利人体，此便为良医！”
听着秦刚侃侃而谈的药理医经，赵煦实际上平时再与医官们打交通近过程中都已经零碎地听过，但他不仅惊讶于年轻的秦刚在这方面的博学，更是明白他这只是在打比方，实质想说的话还在后面。
“这国家便如若人体一般，时间长了，不同的地方遭遇到了各种情情便会发生病症。所以，新法诸条令便似解决这些病症的草药，而新法的实施者们即为开出药方的医生。同一法令，为何会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其原因便在施政之人身上。便如这世间会有庸医良医之分，虽习得同一医典，诊出同一病症，开出相似之药方，但其配方之比例多寡、煎熬之时间长短，以及服药前后的饮食搭配，却有诸多差异，那么其结果可能是天壤之别！”
秦刚的这一番比喻也算是用心良苦。
俗话说：久病成良医。这赵煦自幼便与御医配制的各种草药打交道，虽然药方煎制都有宦官们操办，但为了让其放心并明白，医官们也会时不时地向他讲解，为何会添加某种成份、为何须得煎熬到足够的火候、又为何同时忌口某种食物等等。所以，秦刚讲的这些道理，都是赵煦一听就懂的中医药的基础理论。
而随后秦刚用它来比拟在新法实施中所出现的偏差与负面影响的原因，也是说得非常地妥当贴切。即使是隐晦地指出之前的王安石变法、以及当下的章惇变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不妥不当之处，这种曲折比拟的提法，并不会令赵煦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反而会令他有所深思，并且觉得这种的说法非常地适当。
而如果是换了一种环境、换了一种说法，但凡会有人指出新法有什么不好与缺点时，此时已经处于火爆状态的新党党徒就会立即跳起来大叫：“你居然说新法不好？你居然会指出新法的缺点？那你就是反对变法、反对救治天下！你就是万恶不赦的旧党余孽！”
而那时在一旁的赵煦，也不会觉得新党们斥责有什么不对，进而对于随后他们要求要惩治对方的要求也是来者不拒。
长此以往，他的耳边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对于新法施行的负面声音了。
而被裹胁其中的皇帝，也只能被动地认同新党的这种“反对即打倒”的简单粗暴做法。
“臣在两浙路所做的青苗法实施，便就是从医生的角度出发，为青苗法这样的好草药，针对两浙路百姓与地方政事的身体，去尝试进行最好的药方配比，最佳的煎治火候，并且还要为它的服用，制定不同的禁忌配合措施。”秦刚终究将话题引回到了皇帝最关心的原始问题。
而只有经过这样子的铺垫，他才可以放心地将两浙路的四海银行的真正价值、作用以及与青苗法之间的关系能够讲透。
“银行便就像是煎治这服好药的器皿。为何过去的钱庄不行？因为它们只会考虑自己的生意盈利，只会在乎放贷利息的高低。它们只能做商者，而不能做医者。”秦刚必须要把银行与钱庄的区别说清楚，否则，要是皇帝只听个大概，然后就直接下诏要把银行却当成了一剂在青苗法实施中包治百病的仙丹，简单地到全国推广，且不说其他地方的理解能否跟得上，就算是全部交给秦刚去执行这事，都会立刻遇上大范围应用时所产生的更多挑战与阻碍。
“嗯，朕初闻此事时，的确想过是否要下令让天下各路的钱庄都来推行这种新式的青苗贷。不过此时听得秦卿所言，方才感到自己的想法有点鲁莽了。”不知为何，在与秦刚的交流中，赵煦显得非常地放松，竟然还会不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过错，这在他与其他重臣的交流中是极其罕见，当然，与秦刚会有一种同龄人相互交流的氛围极其重要。还有一点就是，秦刚对于表现的极其恭敬与顺从的态度，也是让这种谈话的气氛显现得非常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