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篇篇令人不寒而栗。读《故事新编》会有一种生理的感觉，它决不是愉快的。这种东西会使作家自知已经写绝，它们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作家已经无心再写下去。
但是，先生向古史钩沉是不能自救的。一生看破了学术也看破了文章，更看破了孔孟之道这一天敌的先生，并没有出口。绍兴一带，正是孔孟之道的深潭。出生绍兴，几乎断定了先生无法打破障碍。
－－我在结识了、投身于回民哲合忍耶教派以后，常常胡思乱想。我总觉得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位南方人应该知道中国存在这样一个教派。但不可能，人生有限，知也无限，他们两人显然都缺乏这种特殊知识和认识。他们应当遗憾，尤其鲁迅先生应当遗憾－－他很可能对这种顽强地在中国活下来的人群一无所知。
痛知中国文化之毒，苦无中国自救之理，又憎恶形形色色的媚外媚洋，而自己最终又不得不向中国这无限的存在去求活－－宛如魔圈，宛如鬼墙，先生孤身一人，自责自苦，没有答案。他没有找到一个巨大的参照系。
在没有解决这巨大的矛盾之前，优秀的作家很难写作长篇小说。１９３６年先生逝世，留下了费解的《故事新编》勉作答案，但更留下了《狂人日记》为自己不死的灵魂呐喊。何止没有写成鸿篇巨著，先生只差一步没有疯狂。
读者既然读了，也应该做一个理解者。干扰的阅读是讨厌的。我想，我可以反问那位不乏善心的外国人了：你真的可以被称为读者吗？你有什么资格议论别人的文学呢？
四
臆想和胡说一发便不可收拾。我追忆着一些曾有过的对我的美好臆想，我觉得先生不会讨厌我的思路－－据我的胡说，先生或是“胡人”后裔。当然，这是绝对无法实证的。
先生血性激烈，不合东南风水。当然，这仅仅是少数民族对当代汉族的一种偏见。我只是觉得，他的激烈之中有一种类病的忧郁的执掘，好像在我的经历中似曾相识。中华血脉复杂，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混血；似乎血的继承是奇异的－－并非是混血后形成新的人，而是人们各自继承着遥远的某种秘密。就这个观点，我请教过遗传学专业人士，他们对我的胡说不予同意。因此，以上仅是妄言而已。
但我的心灵却坚持这个感觉，先生特殊的文章和为人，实在是太特殊了。对于江南以及中国，他的一切都太显得格格不入。我怀疑他的血缘，因为我极端地尊重这血缘。也许胡说更逼近一种把握。胡说应该节制，就此止笔。
回忆中，印象中，他的文章是多么不可思议呵，眉间尺行刺不成，人变怨鬼，两颗头颅在沸腾的鼎炉中迸跳追咬，最后大王和贱民两颗头颅都安静下来，安静成一对不能区别的白骨－－追忆着，心里阵阵激动。１９９０年，当被侮辱的中国人也安静下来时，我满心杀意又手无寸铁时，突然想起了这个画面。这才是短篇小说，有哪一位小说家创造过这样的文章画呢？写出来以后，又怎能再写长篇呢？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是的，并不需要长篇。
我手头只有一薄册《野草》。它在１９７３年的中国印成的精美的单行本，定价只有两毛钱。三万字，两毛钱，这些数字都有寓意－－今天这样短的散文集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那时如此便宜的定价，使任何穷人都买得起。
而先生本人，序这本《野草》时，他想到过那序几乎是一篇近主的宗教誓辞了吗？“地火在地下运行”－－把它解释成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多么天真；“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的环境，难道不是现世么？回民称之为“顿亚”(Duniya)时，对这种现世与精神世界之间界限的强调，难道不可能成为先生的参考么？对于“智识分子”的讽刺和蔑视，如果有一个温暖的出口，是不会导致“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的伤感的。哪怕他们有长篇。
但毕竟是先生向中国大声喊出了孔孟之道的本质。中国的小学和中学强求当年还是孩子的我们背诵这呐喊，实在是太残酷了。好在那时教与学双方都不理解。但那时童声的背诵又太奇妙了；它使我心中留下的印象一直鲜活，心没有受伤然而心也没有麻木。
是的，“吃人”的孔孟之道将反复成为我们心灵的敌手。中国人，尤其是有信仰的中国人，应该牢记先生那沾血的呐喊声。
怀念你，我的先生。
1991.4.
（选自张承志《清洁的精神》（修订版），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