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么？在杯盘碗盏之间，能讲清楚乌珠穆沁，讲清楚插队插包，讲清楚如同抱养的情分，以及分离的无情么？
我离开那天，乌伽去车站，帮我买走塔城的长途车票。那天她没有机会表达或是伤别或是活泼的心境，车站拥挤成一个团团，我们冲锋一般在维吾尔、蒙古和哈萨克的人堆里使劲。小乌伽拿出了她完全可以打败一个班的维族丫头的语言解数，摇着那个腰身桶一样粗的售票员大娘，一嘴一个甜甜的“阿帕依”（姐姐），为我们争得了有座的票。
那天她那口纯熟的维语使我神往，我总在回味那难忘的、尘土飞扬的长途站，我揣摩那汽油桶阿帕依的心理，判断她听着甜甜的“阿帕依”时的滋味。我猜她肯定没有闹清，人堆里这个焦急地求她的，嗓音尖细的小孩究竟是什么民族。后来，记得我还在日本用大概是什么‘关于中亚孩提双语者”为题，在大学讲坛打工，给一伙听得津津有味的教授讲过乌伽以及许多新疆儿童的故事。
我只是不知道，经过了那次宴会，厄鲁特女孩是怎样想的。当时他们神色不动，我也觉得多余，干嘛扯出一个血统问题呢。那一天依然长天碧透，我离开Em?l走向辽阔的北疆。从塔城到阿勒泰，从博尔塔拉到伊犁，用一些无足轻重的“四角”当引子，我依然终日地使用心爱的蒙语，从一地到另一地，若有所思又毫无目的，寻求追逐着与人的交流。与察哈尔人，与乌梁海人。再通过他们（可不光是翻译而已），与哈萨克，与维吾尔。
干了一个世纪也没有个标准，地底下没分出个地层，地上头也没有标准器型。慢慢地我的兴趣转移了，再也不去猜谜望气，做考古状。我接受了厄鲁特的思路，一切都是“四方”。重要的是现存的生命。
我渐渐改了习惯。与其对着晒酥的土围子发愁，不如在蒙古人、或者在哈萨克的家里，纵情地玩（或谈）它个东方既白。
慢慢地，谁都知道这是不务正业。听说有些考古科的师弟，对我很是不满，说再也不追随我了。他们说，以前不光对我的书见一本买一本，而且就连考古都学我跑新疆。我听了莫名其妙，心想你跟着我干什么，难道苍蝇还不多么。
随便讲个小故事就考糊了你这优等生——你懂什么叫德勒伯斤吗？
4
有两种情况使人怀旧，一是上了岁数，二是经历多了。不知怎么搞的，我虽然讨厌自己也没办法的是：如今翻开新疆考古的田野笔记，见了鬼一般，总忍不住一丝伤春的感觉。
一回，硬封皮里掉出来几页纸，看了好久才明白，那是当年画的“四方”。我半是好奇半是懒懒地，图纸一抖,掉出一张薄薄的纸。辨认了好久，才读出“乌伽”的蒙文字样。怔了一阵，我意识到，这是乌伽的信，也忆起了信的事。里头讲，她要一套俄语讲义。记得我寄的，是我刚读过的北师大编的俄文讲义。而书寄走以后，我就和那个厄鲁特的小山羊失去了联系。
再去看看她么？看她嫁给了一个怎样的丈夫？去吃吃几顿伶俐的厄鲁特阿布盖（这个词我们解为哥哥，厄鲁特人却解作嫂子或媳妇）做的饭？
不，也许我更想看看的，是她在长途车站，急切地对那维族售票员喊着“阿帕依”的情景。我甚至不由得自己悄悄喊了起来，“阿帕依！”那声音多么随便，多么亲近，多么让人莫名地伤感啊。我总是陷入这种遐想，这真不是好兆头。
那是真主慈悯的，愉快的时光。那时大家都浪费水一般，浪费着谁也没有意识到的和谐。虽然那时开的玩笑更多，争吵也不少，可是还有足够的余裕。那时我们彼此需要，谁也不必顾虑太多。走塔城，到莎车深深的巷子里去吧，和维族汉子以及女人们一起唱吧，快乐地说出蒙语哈语。道路上很安全。哦，逝去了的那些，是多么可爱的日子，多么和平的日子啊。
考古么？你是在问“四方”或者“四角”么？
在茫茫的天山南北麓，在文明的渊薮里，在那些由大漠枯山，戈壁牧场拼成的伟大世界里，“德勒伯斤”太多了！有唐朝的都督府，元朝的巴里克，清朝的卡伦。也有哈萨克的冬窝子，蒙古人的牛圈。它们或者规整，或者残缺，守着谜底不泄漏。它们和牛圈一样，如山凹一般，像古城似的，一色地蹲踞沉默，罩盖着浓密的草。
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