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列传写得笔下生花。愈节省笔墨愈韵味无穷；《刺客列传》只是用残墨写了几位
不能不写的“恐怖主义者”——20个世纪后不知为什么连中国的电视台也操着一股
盎格鲁·撤克逊式的正统秩序维护者的腔凋，念出恐怖主义者几个字时带着一种判
死刑的味儿，——但那《刺客列传》却是伟著《史记》的压卷之笔，永远地发射着
难言的、异端的美。
活不在那种时代则容易怀念狗。比如前苏联就制作过一部狗电影《白鼻姆黑耳
朵》，让人感动不己。近年来狗电影、狗电视、狗文学不用说养狗之风都常盛不衰，
不能不认为其中深藏著人类的时代感和潜意识。
在日本，连狗都知道在东京涩谷车站前面有一只狗的雕像。不用说，带着一个
动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战乱离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死死地在那
儿等，一直等得死在它与主人约束的地方。日后，日本人为了抒发忠诚和宣扬这种
死而不渝的品质（日本人非常重视这种“不渝”；侵略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了，而他
们有几分“渝意”呢），——在涩谷为此狗铸了铜像。至今凡约会在涩谷的人都流
行把地点定在狗像前边，以表示自己也那么忠诚；至少能做到不见不散。
在东京挣扎着的百万外国人对那条铜狗大体上态度淡漠。大约是在那儿约得多
了，发觉只是给那条日本狗做了宣传，而事实上日本人远非那么守信用，尤其是无
利可图的时候。于是，怀念故乡狗的现象就产生了。
狗的回忆，有复杂的动机也有复杂的联想。世上狗文学的主流大致上是吹嘘；
比着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灵。不节制的例子，有描写狗不仅跟狼咬而且跟豹
子咬的。而我见过的狗却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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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乌珠穆沁，我在那儿插队的第三年。不用说，牧人家都有几条狗；我家
的几条狗中，有一条名叫吉里格。这种狗名字其实不算名字，草原上吉里格这个音
类似于狗的通称也类乎一种唤狗的声音。
吉里格可没有那种斗虎斗豹的奇遇记，有没有直接与狼厮咬过，也弄不清楚了。
它只是一只忠实的北方牧羊犬，壮健多毛，脑壳硕大，浑身是黑色，喜欢卧在包的
正南方———监视着一切走近的异己者。那一年它大约是十七八岁，已经老得不能
再老了，眼睛呆滞、瞳孔混浊，嗅觉也已经失敏。牙齿软了，额吉每天留心给它弄
些稀食喂。它搂着一块骨头左啃右啃咬不下肉来的时候，额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着
它。
那一年不仅仅是狗虚弱的一年。我插队住进的这一家牧民，因为说不清的复杂
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正处于一个或者光荣地留在革命阵营、或者危险地陷进牧主阶
级的边缘。草原不动声色、但是阴沉地把一种薄薄的恐怖气氛送过来，让它弥漫在
我们家那顶灰旧毡包的四周。
——不是那时身在其境，不是那时身困其间，今天我是绝对无法体会也无法总
结的；那时我们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挞，我们这个家族包括我这名插住其中的知识青
年，都在忍受人类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视。
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的东西最真实。
那个冬天来我家毡包串营子的人依然很多。 我们包里的成员，包括刚刚4岁的
男孩巴特尔，神色中都有一丝小心翼翼，有那么一点逢迎和胆怯。有两个例外：一
个是我，刚满20岁的我那时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心中不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气昂
地来串营子的牧民。对他们我冷淡而怀着敌视，但那座毡包不由我作主，说透了我
是这个包的缘份更远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额吉的独子阿洛华哥；他那陪笑脸说奉承
话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讨厌透了。还有一个例外是吉里格；它老糊涂了，忘了
世态和处境，有时会突然闷头闷脑窜出来，咬住人的毡靴不放。它的牙齿已经没有
劲头，齿尖也没有了锐利，所以一般是能吓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会咬出血来。
真是那样：人弱得没有说一句硬话的勇气，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来。然而
这一切并没有突发事变，并没有戏剧性和什么特殊性，日出日暮，四野茫茫，积雪
平静地随着寒风变厚着，一切都循着秩序。当一天天都是有苦说不出来时，那苦也
就无所谓苦了。
1992年冬，当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猛地悟出了我与那一家蒙古牧民之间情
份的缘由。
在东京每当路过涩谷，我都绕过去看看那条铜狗。看着它时心里想起了吉里格，
我变得怀疑一切编造的狗故事，我觉得我这种心情与涩谷聚集的各国流浪汉们非常
相似——因为在他们的神情中也有一丝对那钢狗的隔阂和蔑视。
在那里能看见各种外国流浪者。最谦恭的表情属于孟加拉人，最自尊而因为无
法施展而显得拘束的是伊朗人，无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