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着歌，跳着舞以求掩饰自己的孤单和慌乱
的是拉丁美洲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挣小日本儿的钱，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
起来了。人群中最隐蔽而一眼便可以发观的是中国人，当浸泡在歧视的空气中的时
候，中国人是不唱歌、脸上也不会出现好斗的自尊颜色的。
我想着狗的事，趁无事好做和这些流浪汉们寻机攀谈。孟加拉人要攫住每一口
食物，但不涡泯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动。拉丁美洲人跳成一个盾形，故意不理睬
世界，愈没有人扔钱他们唱得愈凶，艺术原来是穷人护心的盾。我和一个伊朗小伙
子偶尔闲谈起来。凭着伊斯兰教，我们能互相信任地谈。他被一个日本警察奚落了
一顿，原因是他向警察问路，那警察先把他问了个底儿掉。进入日本的伊朗小伙子
大多用旅游签证入境，然后四处寻觅重体力劳动——日本人借他们一臂之力解决劳
动力不足的困难，再随心所欲地收拾他们。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湾战争，臭骂
美国佬。
这时，有几个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围住那群拉美歌手。一个醉鬼不知为什
么亢奋了，搂住那弹吉他的小伙子又蹦又跳，其相丑恶难以形容。吉他手不知所措，
因为那丑恶醉鬼付了钱——我想起一个打工朋友说的话：日本人真是连男人也要调
戏一番的动物。我和那伊朗小伙子停住了闲谈，看着狗像前那歌摊。我们都有点紧
张，都不知那几个拉美歌手会怎样。在这个无耻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药库，爆炸只
需非常小的一个火星。
但是，歧视如果有强大的贫富为依据，歧视会被社会接受。爆炸是一件非常困
难的事，因为背叛了的社会太冷了，不给你一个炸的温度。
那拉美吉它手腼腆地、好不容易甩开了穿西服的鬼子 他也一样，在这样的世
道里人没法子炸，哪怕让鬼子“调笑”一通。
我看着这一幕，猜测着换了我会怎么样。伊朗小伙子盯着这一幕的眼光阴沉，
我一时无法判断这12伊玛目派的青年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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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家最怕客。准确地说，是我和额吉两人厌恶客人。那个冬天的客人中，
有不少人有那么一点像涩谷狗前面的西服醉鬼：说他坏似乎又没有坏到该揍他，说
他不坏他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欺负你的心。额吉是一切的原因，因为她的出身问题
（她已经是老太婆了还是逃不开出身！）弥漫而来的不祥空气，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来。
整个冬天我心情烦躁。冻硬的牛粪绊着脚，羊群渴盐硝已经急得啃围毡和车辕
了。天空一连两个月阴霾不开，不下雪，只是白毛风刮得积雪一天比一天硬。下午
4点钟羊群回盘， 我们忍着冻忙着圈里圈外的活。最后忙碌完了钻进包门时，冬日
的草原已经漆黑了。这种时候人全心全意想着的只是热腾腾的羊肉面条；而往往在
这种时候不速之客报门进来了。
如果是能称之为朋友的客，人谁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说牧人。但是若来一
种心理上怀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唯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了。
70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行这一套。成群结队到了一家门口，进门后热热闹闹地
扯皮，气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类分子、牧主富牧——贵客临门赶紧张罗还唯
恐不及，谁还会去计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到过这种天天迎接欺
主之客的人，他每个月打发这些来客要用一二百斤粮食（《北望长城外》）。不用
说，这一套是轮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时和以后很久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人性的这一
面。
我住的阿洛华哥家轮上的，是近似歧视的一种交往。我当时只是极端地反感，
但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像那个在涩谷卖唱的拉美小伙子一样。然而，老狗吉里格
可是不管有刺无刺，该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切判断和分析的能力，
老得鼻头眼睛粘糊糊分辨不清，它只凭一个大致的好恶，并且本能地行动。
那一天是个晴天，羊群疲惫地走不远便大嚼起来。中午我哥来换我回家喝茶，
我就离开了羊群。
拴马时看见牧民A的马，配着他漂壳的银鞍。我进了包，看见额吉正在招待A喝
茶。我端起茶碗顺便坐在门坎上，和A问答了几句。
这一天的A和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喝着茶，扯扯天气膘情，草场营盘，
半个时辰后他告辞了。
吉里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
A惨叫（该说是惊叫） 时，我们都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向蹲踞在毡包
南线面对辽阔原野的吉里格，不知什么时候守候在门口，而且似乎等侯一般把大黑
脑袋紧凑着门槛。很久以来，它不吠叫了，有时无缘无故地低吼几声，嗓音浓浊，
分辨不清它的心情。它闷声闷气就是一口，咬住了A刚刚迈出门槛的靴子。
我反应过来以后马上想到的是： A不会受伤。吉里格的牙齿已经全坏了，以前
我也曾被它咬过一次， 毡靴筒上只被它的牙床嵌出几个小坑。但是，A似乎受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