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所知以后，译注家蜂起，至今尚未见衰。其中著名些的海内外译本或拉丁转写本，
如海涅什（E. Haenisch， 转写， 1935、 1941； 辞典， 1939） 、 伯希和（P.
Pelliot l949，全部转写；116卷，法译）、达木丁苏荣（T. Damdinsuren，1947，
现代蒙语缩写本） 、李益提（L. Ligeti，1971转写本）等人的著作，都已成为不
可缺少的工具书。 直至这一两年还有好几种新本问世，如柯立甫的英译本（F. W.
Cleaves：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London，1982）、小泽重男的译
注转写本（《元朝秘史全释》，上、中，1984，风间书房），以及我国蒙古族学者
巴雅尔的蒙文本（Bayar， 1982，呼和浩特）。译注《秘史》风气之盛，在日本学
者和蒙古族学者中尤为显著，如日本自1907年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以来，至
今已有小林高四郎（1941译本）、白鸟库吉（1943，叶德辉刻本及转写合印）、村
上正二（1970～1976译注本）、以及前述重在分析语言的小泽重男“全释”本。我
国内蒙古自治区仅在80年代这几年里，就有道润梯步文言文汉译本；额尔登泰、乌
云达赉的汉文校勘本；前述巴雅尔的蒙文译本；此外还有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
萨拉图3人合著的一部小而精湛的《蒙古秘史词汇选释》。
对这部资料的研究著作更是不胜枚举。除开做为引用史料或语言资料大量使用
之外，仅针对此书的研究，据日本原山煌编纂的目录，截至1978年为止，关于元秘
史的各种文字研究著作和论文就有361篇 （册） （《元朝秘史关系文献目录》 ，
1978，日本蒙古学会）。至少在蒙元史和中期蒙古语这两个领域里，秘史的被发现
和被利用都使学科发生了巨大的质变。前者因秘史研究兴起而逐渐使中国学者注意
了西方史料（元史研究中所谓“西方史料”指的是伊儿汗－波斯的同期史料。主要
有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等波斯文巨著。上两书的根据欧文
转译的中文本均已在我国出版，翁独健先生为两书做了校审并各有一序）；后者几
乎可以称为因秘史的被利用而兴起的新学科。
但是，也许这部珍贵资料给历史研究者带来的主要东西还不在于上述那种学科
的利用。《元朝秘史》以12卷不大的篇幅广泛牵扯了中期蒙古语、突厥语、阿拉伯
－波斯语等许多复杂且深奥的语言，又描述着从东西伯利亚直至里海和西亚广阔空
间的地理、政治、风俗、人事；它既是史料又是史诗，既是信史又是神话。它文行
有韵，布局怪异，记叙庞杂然而又遵循着某种系统——所以，《元朝秘史》在考验
着和满足着一代代中外学者的能力及自尊心的同时，实际上暗暗地给学术以一种重
要的提示：既然逝去的历史是由如此复杂的材料造成的，那么学术就应当尊重这种
显然比几部传世的“书”更真实的历史本身。尤其近代以来直至今天，国际间兴起
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即从被研究的对象自己留下的资料出发研究。这种资料不
是太史公们或董狐们的制作，而是第一手的货色。举例的话，比如对回鹘文经济社
会文书或契约的研究在世界上已成热门。研究者们先从一种现代突厥语言入门（比
如先掌握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土耳其语等现代语），然后攻研回鹘文的出土文书
（这种文书是出土的一些未经整理的手写借据、地契、买卖人口文书等等芜杂的原
件，是古代当时使用过而不是编纂过的实物），最后与其他资料对证而完成结论。
显然，据此手法研究吐鲁番、新疆或中亚的学者，其成果要远较只翻翻线装书就提
出的结论高明得多。再比如，以发掘的考古学资料为基础的研究，也具有更好的可
信性。
《元朝秘史》的被利用，也给蒙古研究带来了这种性质。这部书毕竟是由当时
的蒙古人自己书写并秘藏的一部内部资料，所以它的意义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蒙
古研究中语言、历史并重的研究手段在国外已经发展了近百年。在国内，这种近代
式的手段也正日见发达。如果纵目望去，所谓蒙古文的一根线条已经由疏到繁，愈
来愈向一种网一样的状态发展；蒙古学的新概念开始醒目，就像一个蒙语单词里有
着具象的动作、色彩准确的形象或画面、内涵的特殊内容和字面之后的某种感情一
样，研究的综合倾向和开拓倾向也已经开始萌动了。
以上都是老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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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元秘史研究和蒙古研究，广言之还可以谈到整个历史研究，似乎还不应该
仅限于我们传统中所说的“历史”范畴。历史研究发展太盛且